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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北宋柳、苏词的雅俗对峙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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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线风间浪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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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范晓燕

一、宋词的雅与俗之辩


中国诗词史上,雅俗的演进是一个忽分忽合、时消时长的复杂过程。在其流变过程中,雅与俗这一对审美范畴,既有狭义的明确性,又有交叉的含糊性。雅俗之于宋词,也是如此。张炎《词源》云:“词欲雅而正之。志之所之,一为情所役,则失其雅正之音。”沈曾植《全拙庵温故录》云:“宋人所称‘雅词’,亦有二义。此《雅典词》,义取大雅;若张叔夏所谓‘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’者,则以协大晟府音律为雅也。”即认为:宋词的“雅”,有“义取大雅”和“协大晟府音律”两种意义,前者所谓“志之所之”,源于先秦以来“诗言志”、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道统大纛,是传统之“雅正”,后者所谓“协音一字不放过”,源子六朝以来“诗赋欲丽”的艺术审美理想,是唯美之“雅丽”;而宋词的“俗”,所谓“为情所役”,则是失去雅正和谐的淫(情感过度强烈激切)声。以此而论,北宋词坛:苏轼的豪旷词“志之所之”,为雅词;周邦彦的格律词,协音律讲句法,亦为雅词;而柳永的艳情词“为情所役”,缘情而言情,当为俗词。

此雅俗之辨固然中肯,但若要因时而论,则又不可迂执。南宋后期词之“雅”,却是撇开传统雅正的社会功利性,以文人归隐心态为背景、以清雅平淡为审美情趣的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追求,为吟咏性情而非“志之所之”,如姜夔、吴文英等的清客雅词。这大致与宋代自盛而衰的总体走向息息相关。士大夫们由汲取功名仕进转而追求淡泊隐逸,文化心理、审美时尚也由高昂趋于一种低冷色调,所以,姜、吴的清客词除了精工于词律、词法而雅化外,在情感格调上也具有一种超俗的雅质。此外,“雅”与“俗”不是两个绝对的概念,北宋词的或雅或俗,亦雅亦俗,有时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的审美标准。实际上,自唐而宋的词,所反映的世俗情欲和世俗生活,是它作为“新声”的文学本质所在,是它区别于正统诗文的文学新价值的显现。宋词首先是世俗文化的,不管它的言辞是纯雅亦或通俗,其内涵本质都不出“绮怨侧艳一途”。①如柳永词与晏殊、欧阳修词,可以说同属于世俗文化的载体,虽然晏、欧词所表现出的雍容闲雅的个性,没有柳词的那种市井艳俗味,但他们的词也自“花间”而来,于歌筵酒席为红颜知己抒发人生叹惋,其世俗化的特征一样明显。柳永之于晏、欧,一为贵族雅词,一为市井俗词,主要是审美趣味上的区别。当然,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形。一些在宋代社会变革中崛起的庶族文人,积淀了固有的平民世俗文化基因,在他们身上具有高层精英文化与低层世俗文化复合的特征,世俗与高雅并存。他们于朋游尊俎之间,也填制一些娱情悦性或抒怀言志的“新声”小词。这些词并未改变其世俗的特质,但往往被雅化,赋予了高层精英文化的气息和品味,于是在文化层次上,词又呈现出“雅”的一面。如柳永之于苏轼,一是艳媚的俗词,一是清旷的雅词,这便是文化品格上的区别。

从上不难看出,宋词的雅与俗,有着各自限定的内涵和传承的稳定性,同时,它们随人们的社会生活、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推移,又具有流变、演进的阶段性。需要强调的,宋代统治者偃武修文是一个雅文化的时代。宋人多尚雅、趋雅,其心理模态由外向而内敛,由雄发而幽隽,所以,宋代士人之于唐人,其精神品格、审美趣尚和与之对应的词的创作,总体上沿着弃俗从雅的趋向演进,日渐兴起的市井俗文化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相冲撞、相交汇,而主流向雅归拢。

二、柳、苏词的雅俗对峙

诗自三百篇以来,以雅乐为正,以郑(俗)声为淫,“言志”为雅,“言情”为俗。而词一诞生,就以“艳情”为宗旨,由此确立了诗庄词媚、诗雅词俗的分野。词之媚之俗,至北宋柳永发挥到了极致,在他大量创作的长调慢词里,“词为艳科”的俗质自然合理地生长着、滋蔓着。至苏轼,则挟天风海雨扑来,其豪旷词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宛转之度,使人登高望远,举首高歌,而逸怀浩气,超乎尘垢之外”(胡寅《酒边词序》)。于是,北宋词坛的前、中期出现了柳词之俗与苏词之雅的先后对峙。这种雅俗对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

(一)从源流承传来看。 词在滥觞时期,由两个源头分流而下,一是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民间词,表现下层民众的情感生活;二是相传以李白为祖,白、刘等继之而起的文人词,他们用诗人笔法仿效民间词,表现文人的审美意趣。至温庭筠及花间词人,总合两个源头,以文人的学识修养表现民间词所乐于表现的恋情趣味,而偏取了民间词的艳质;相对而言,与花间词稍后的南唐词,则偏取早期文人词而具有文士雅质。如果溯源探流,柳永与苏轼则是分别承传这两个源流,一俗一雅而来。

柳永词的言情,从源流上看,主要承续敦煌民间词和温之花间词,更多地具有俗的属性。只是他在温庭筠花间词开辟的艳情女性文化的路径上“走得更远”,②或者说,温庭筠词对正统观念的叛逆,在柳永手里成为了一种更自觉的创作。他以市民阶层的生命价值观,视男女情爱为人性之自然,所作词突破那一层“隔”着的含羞面纱,更坦露率直地、更直接贴入地叙写平民女性,将世俗的男女情欲表达得真切而活脱。而苏轼“以诗为词”,词起源时期的如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张志和等文人词是其源头。早期文人词是诗人写词,他们无力挣脱“诗”的束缚,尝试填词时将诗的因素带入词中,是一种不自觉的“以诗为词”。苏轼则是经过自温到晏、欧“以词为词”之后,吸取了词的本质因素再对词所作的“诗化”。同时,苏轼亦远承南唐词,李煜真率、自然而抒写性情的士大夫词,是他清旷雅词的另一源头。李煜后期词直抒胸臆,沉郁浑成,风格意境上迥异于“花间”诸人,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总论其词“眼界始大,感慨遂深”,一是指运用明朗开阔字面所形成的博大气象;二是指抒写人生真纯感受所开拓的深广意境。而这两方面开了苏轼词“言志”一派的广大法门。

(二)从表现内容来看。 尹觉《题坦庵词》云:“词古诗流也,吟咏性情,莫工于词。”此言极是。词之言情优于诗,但又源自于诗。诗之言情与陆机的“诗缘情而绮靡”密切关联。这之前,诗歌受“诗言志”说的影响,情感表达方面颇多忌讳,而自“缘情”说提出后,诗歌可以不受礼义道德的约束,自由地抒发情感。于是写男女之情的艳情诗得以生存和发展,到诗之余的唐宋词,更是“缘情”、“绮靡”所专有。晚唐五代词的言情,主于男女艳情,沿至北宋,柳永的倚红偎翠,晏、欧的娱宾遣兴,逐渐表现出“艳情为主、闲情为副”的趋向,③而经过苏轼以“诗化”对词体的雅化,词中则见出抒写胸襟怀抱的“言志”来。

柳永词为情而“言情”,多用理曲俗语,恣意抒写世俗的男女情爱,在他的《乐章集》里,绮罗香泽之态、莺娇燕昵之语随处可见,带有浓厚的“俗艳”色彩。柳永所“言情”,或对情爱自由的坦然追求,或对下层歌妓的真挚怜惜,都是对新兴市民生命价值观的充分肯定,它所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内容、心理状态和审美情趣,其中不乏对儒家道统的大胆冲决,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,凸现出有别于传统“雅正”的积极的社会意义。与柳永言情俗词表现市井生活相对,苏轼的词“言志”,表现的是文士的心志意趣。他用词来慷慨言志、旷达抒怀,由于自身人格修养的浸润和浩怀逸气的挥洒,加之学识渊博的厚重底蕴,其词品具有一种超脱凡俗的雅质。叶嘉莹认为,苏词极自然地用小词抒写襟抱,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禀有的两种不同的特质——用世之志意与旷达之襟怀,作了非常完满的结合融汇的表现。④这种完满融汇的结果,即苏轼词言志的“雅”。苏轼的言志词,除了有自《诗经》而来的诗言志的传统雅正外,还有魏晋士风的绝俗清雅,是“言志”的雅正与“吟咏情性”的雅逸的结合。

(三)从审美特征来看。 雅俗作为一种审美特征,可以涵盖词创作的诸多方面,柳词之俗与苏词之雅各具特色:

柳永——歌者之词,真率艳俗。柳永一生流连于秦楼楚馆,恣情游宴,其词多是筵席间合乐应歌所作,并借市井歌伎的演唱而四方流播。他的词可大略划分为雅俗二类,前者多为失意士子仕宦奔波的游子羁旅词,后者是抛却文士身份,混迹歌楼妓馆的浪子艳情词,而二者又有交互之处,正如刘扬忠敏锐指出的:受北宋雅俗交合之世风的薰染,柳永的雅词,不同程度地带有“雅而不避俗”的特点。⑤尽管柳永婉约词雅俗并存,然而最能代表“柳耆卿体”主要特征的,流布最广、影响最大的,还是那些“流俗之人尤喜道之”的俗词。柳永的词浸染了浓厚的市民情调和趣味,他以他们的眼光、口气、好尚来观物言情,表情方式是直陈式的,往往敷陈其事而直言之,语言直白浅俗,真率坦露到没有遮拦,所真切表露和抒泄的男女之情,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情爱意识的勃发之势,也体现了他们“以真为美”、“以艳为美”、“以俗为美”的审美取向。李清照《词论》批评柳词“词语尘下”,不满其市井气、世俗味,而这却正是柳永词突出的“俗”的审美特征。



中国诗词史上,雅俗的演进是一个忽分忽合、时消时长的复杂过程。在其流变过程中,雅与俗这一对审美范畴,既有狭义的明确性,又有交叉的含糊性。雅俗之于宋词,也是如此。张炎《词源》云:“词欲雅而正之。志之所之,一为情所役,则失其雅正之音。”沈曾植《全拙庵温故录》云:“宋人所称‘雅词’,亦有二义。此《雅典词》,义取大雅;若张叔夏所谓‘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’者,则以协大晟府音律为雅也。”即认为:宋词的“雅”,有“义取大雅”和“协大晟府音律”两种意义,前者所谓“志之所之”,源于先秦以来“诗言志”、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道统大纛,是传统之“雅正”,后者所谓“协音一字不放过”,源子六朝以来“诗赋欲丽”的艺术审美理想,是唯美之“雅丽”;而宋词的“俗”,所谓“为情所役”,则是失去雅正和谐的淫(情感过度强烈激切)声。以此而论,北宋词坛:苏轼的豪旷词“志之所之”,为雅词;周邦彦的格律词,协音律讲句法,亦为雅词;而柳永的艳情词“为情所役”,缘情而言情,当为俗词。

此雅俗之辨固然中肯,但若要因时而论,则又不可迂执。南宋后期词之“雅”,却是撇开传统雅正的社会功利性,以文人归隐心态为背景、以清雅平淡为审美情趣的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追求,为吟咏性情而非“志之所之”,如姜夔、吴文英等的清客雅词。这大致与宋代自盛而衰的总体走向息息相关。士大夫们由汲取功名仕进转而追求淡泊隐逸,文化心理、审美时尚也由高昂趋于一种低冷色调,所以,姜、吴的清客词除了精工于词律、词法而雅化外,在情感格调上也具有一种超俗的雅质。此外,“雅”与“俗”不是两个绝对的概念,北宋词的或雅或俗,亦雅亦俗,有时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的审美标准。实际上,自唐而宋的词,所反映的世俗情欲和世俗生活,是它作为“新声”的文学本质所在,是它区别于正统诗文的文学新价值的显现。宋词首先是世俗文化的,不管它的言辞是纯雅亦或通俗,其内涵本质都不出“绮怨侧艳一途”。①如柳永词与晏殊、欧阳修词,可以说同属于世俗文化的载体,虽然晏、欧词所表现出的雍容闲雅的个性,没有柳词的那种市井艳俗味,但他们的词也自“花间”而来,于歌筵酒席为红颜知己抒发人生叹惋,其世俗化的特征一样明显。柳永之于晏、欧,一为贵族雅词,一为市井俗词,主要是审美趣味上的区别。当然,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形。一些在宋代社会变革中崛起的庶族文人,积淀了固有的平民世俗文化基因,在他们身上具有高层精英文化与低层世俗文化复合的特征,世俗与高雅并存。他们于朋游尊俎之间,也填制一些娱情悦性或抒怀言志的“新声”小词。这些词并未改变其世俗的特质,但往往被雅化,赋予了高层精英文化的气息和品味,于是在文化层次上,词又呈现出“雅”的一面。如柳永之于苏轼,一是艳媚的俗词,一是清旷的雅词,这便是文化品格上的区别。

从上不难看出,宋词的雅与俗,有着各自限定的内涵和传承的稳定性,同时,它们随人们的社会生活、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推移,又具有流变、演进的阶段性。需要强调的,宋代统治者偃武修文是一个雅文化的时代。宋人多尚雅、趋雅,其心理模态由外向而内敛,由雄发而幽隽,所以,宋代士人之于唐人,其精神品格、审美趣尚和与之对应的词的创作,总体上沿着弃俗从雅的趋向演进,日渐兴起的市井俗文化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相冲撞、相交汇,而主流向雅归拢。

二、柳、苏词的雅俗对峙

诗自三百篇以来,以雅乐为正,以郑(俗)声为淫,“言志”为雅,“言情”为俗。而词一诞生,就以“艳情”为宗旨,由此确立了诗庄词媚、诗雅词俗的分野。词之媚之俗,至北宋柳永发挥到了极致,在他大量创作的长调慢词里,“词为艳科”的俗质自然合理地生长着、滋蔓着。至苏轼,则挟天风海雨扑来,其豪旷词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宛转之度,使人登高望远,举首高歌,而逸怀浩气,超乎尘垢之外”(胡寅《酒边词序》)。于是,北宋词坛的前、中期出现了柳词之俗与苏词之雅的先后对峙。这种雅俗对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

(一)从源流承传来看。 词在滥觞时期,由两个源头分流而下,一是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民间词,表现下层民众的情感生活;二是相传以李白为祖,白、刘等继之而起的文人词,他们用诗人笔法仿效民间词,表现文人的审美意趣。至温庭筠及花间词人,总合两个源头,以文人的学识修养表现民间词所乐于表现的恋情趣味,而偏取了民间词的艳质;相对而言,与花间词稍后的南唐词,则偏取早期文人词而具有文士雅质。如果溯源探流,柳永与苏轼则是分别承传这两个源流,一俗一雅而来。

柳永词的言情,从源流上看,主要承续敦煌民间词和温之花间词,更多地具有俗的属性。只是他在温庭筠花间词开辟的艳情女性文化的路径上“走得更远”,②或者说,温庭筠词对正统观念的叛逆,在柳永手里成为了一种更自觉的创作。他以市民阶层的生命价值观,视男女情爱为人性之自然,所作词突破那一层“隔”着的含羞面纱,更坦露率直地、更直接贴入地叙写平民女性,将世俗的男女情欲表达得真切而活脱。而苏轼“以诗为词”,词起源时期的如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张志和等文人词是其源头。早期文人词是诗人写词,他们无力挣脱“诗”的束缚,尝试填词时将诗的因素带入词中,是一种不自觉的“以诗为词”。苏轼则是经过自温到晏、欧“以词为词”之后,吸取了词的本质因素再对词所作的“诗化”。同时,苏轼亦远承南唐词,李煜真率、自然而抒写性情的士大夫词,是他清旷雅词的另一源头。李煜后期词直抒胸臆,沉郁浑成,风格意境上迥异于“花间”诸人,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总论其词“眼界始大,感慨遂深”,一是指运用明朗开阔字面所形成的博大气象;二是指抒写人生真纯感受所开拓的深广意境。而这两方面开了苏轼词“言志”一派的广大法门。

(二)从表现内容来看。 尹觉《题坦庵词》云:“词古诗流也,吟咏性情,莫工于词。”此言极是。词之言情优于诗,但又源自于诗。诗之言情与陆机的“诗缘情而绮靡”密切关联。这之前,诗歌受“诗言志”说的影响,情感表达方面颇多忌讳,而自“缘情”说提出后,诗歌可以不受礼义道德的约束,自由地抒发情感。于是写男女之情的艳情诗得以生存和发展,到诗之余的唐宋词,更是“缘情”、“绮靡”所专有。晚唐五代词的言情,主于男女艳情,沿至北宋,柳永的倚红偎翠,晏、欧的娱宾遣兴,逐渐表现出“艳情为主、闲情为副”的趋向,③而经过苏轼以“诗化”对词体的雅化,词中则见出抒写胸襟怀抱的“言志”来。

柳永词为情而“言情”,多用理曲俗语,恣意抒写世俗的男女情爱,在他的《乐章集》里,绮罗香泽之态、莺娇燕昵之语随处可见,带有浓厚的“俗艳”色彩。柳永所“言情”,或对情爱自由的坦然追求,或对下层歌妓的真挚怜惜,都是对新兴市民生命价值观的充分肯定,它所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内容、心理状态和审美情趣,其中不乏对儒家道统的大胆冲决,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,凸现出有别于传统“雅正”的积极的社会意义。与柳永言情俗词表现市井生活相对,苏轼的词“言志”,表现的是文士的心志意趣。他用词来慷慨言志、旷达抒怀,由于自身人格修养的浸润和浩怀逸气的挥洒,加之学识渊博的厚重底蕴,其词品具有一种超脱凡俗的雅质。叶嘉莹认为,苏词极自然地用小词抒写襟抱,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禀有的两种不同的特质——用世之志意与旷达之襟怀,作了非常完满的结合融汇的表现。④这种完满融汇的结果,即苏轼词言志的“雅”。苏轼的言志词,除了有自《诗经》而来的诗言志的传统雅正外,还有魏晋士风的绝俗清雅,是“言志”的雅正与“吟咏情性”的雅逸的结合。

(三)从审美特征来看。 雅俗作为一种审美特征,可以涵盖词创作的诸多方面,柳词之俗与苏词之雅各具特色:

柳永——歌者之词,真率艳俗。柳永一生流连于秦楼楚馆,恣情游宴,其词多是筵席间合乐应歌所作,并借市井歌伎的演唱而四方流播。他的词可大略划分为雅俗二类,前者多为失意士子仕宦奔波的游子羁旅词,后者是抛却文士身份,混迹歌楼妓馆的浪子艳情词,而二者又有交互之处,正如刘扬忠敏锐指出的:受北宋雅俗交合之世风的薰染,柳永的雅词,不同程度地带有“雅而不避俗”的特点。⑤尽管柳永婉约词雅俗并存,然而最能代表“柳耆卿体”主要特征的,流布最广、影响最大的,还是那些“流俗之人尤喜道之”的俗词。柳永的词浸染了浓厚的市民情调和趣味,他以他们的眼光、口气、好尚来观物言情,表情方式是直陈式的,往往敷陈其事而直言之,语言直白浅俗,真率坦露到没有遮拦,所真切表露和抒泄的男女之情,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情爱意识的勃发之势,也体现了他们“以真为美”、“以艳为美”、“以俗为美”的审美取向。李清照《词论》批评柳词“词语尘下”,不满其市井气、世俗味,而这却正是柳永词突出的“俗”的审美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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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——诗人之词,高旷清雄。对于苏轼的词,人们多以“豪放”视之,然而,如果用一个更大更高的概念来涵盖,这便是“雅”,是以诗为词的雅,是以词言志的雅。苏轼词主流的特质应是一种豪旷雅词,这种雅,是豪雄与清旷的两面,又是两者的糅合为一,而其中旷达超逸似乎更是苏轼词的风格基调。苏轼的词,是一种注入了“雅”质的文人词:一是题材之博雅,以诗歌题材写词,无事、无意不可入于笔端,呈现出气象万千的阔大;二是人物之旷雅,以雄视千古的姿态、超然尘外的心境纵观天地万物,展示出文士清雄飘逸的风姿;三是语言之古雅,以书卷涵养来吟咏性情,于词中熔典裁事,词旨含蕴而淳厚。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雅化,并不是要抹杀词的婉约审美特性,而是鄙于词的从俗、媚俗甚至低俗,想用自己豪旷雅词的创作,赋予词一种雅的品质格调,使之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。

自南宋以来,人们多持崇雅黜俗之论,往往夸大柳、苏词的雅俗对立,并把这种对立尖锐化,推向偏颇的一端,以至扬苏而抑柳。对于苏词之言志与柳词之言情,应看作是一种既尖锐又宽容的雅、俗对立。尖锐,是苏轼对抗柳永艳俗词风的来势,如天风海雨无可阻遏;宽容,则指苏轼在对抗过程中,以含纳众长的气度对柳词的有所吸纳。过于强调前一个方面,忽略或否定后一个方面,是狭隘而不客观的。如果我们跳出柳俗苏雅两个体派的对立,从北宋词的整体发展来看,那么,就不难理解这种对立的实质:无论是离经叛道的俗,还是超乎流俗的雅,柳、苏词为拯拔晚唐五代以来词体的卑小狭窄,在除旧拓新的创作取向上可谓殊途同归。

三、苏雅对柳俗的反拨

北宋词坛是一个体派多元共存的格局,突出的标志,就是柳永艳俗言情与苏轼清雅言志的对峙,以及在这种对峙中,苏轼士大夫化雅词对柳永市民化俗词的反拨。

就北宋词的发展来看,柳永俗词表现出积极的开拓意义。一是词的体制增大。从温之花间到冯、李之南唐,再到晏、欧,主要是填制小令,他们自缚于小令为雅、慢词为俗的审美观念,在令词的短小篇幅里,以其柔婉、幽细、含蓄来浅斟低吟。至柳永一出,冲决小令的狭窄门槛,大量创制长调慢词,以其层层铺叙的手法,直露、坦率、平易地吟唱男欢女爱、离情别绪。由此,词的体制规模扩大,词进入了一个宽阔发展的空间。二是词的意境拓宽。柳永俗词表现的是市井生活、都市风情,一种更为广泛、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及情感活动。他把词从贵族文人的深深庭院引向繁华市井、引向羁旅途中的远水长天,由写游子思妇的幽微狭细走向反映市民生活的宽广开阔,词境为之而远阔明朗。而这两个方面,都启开了苏轼的豪旷雅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没有柳永长调慢词的开拓,就没有苏轼以诗为词的开拓。对旷世之才的苏轼来说,短幅小令太狭小,太局促,难以挥洒他“天风浪浪”的逸怀豪气,难以容纳他笔下“如天地奇观”的千姿百态,只有柳永大量创制的长调慢曲,才以宽大的格局和体制为他提供了纵横捭阖的开阔天地。

苏轼对柳词固然有所承接,但更多的是他与柳永之间一雅一俗的对抗。况周颐《惠风词话》云:“有宋熙、丰间,词学称极盛,苏长公提倡风雅,为一代山斗。”道出了苏轼“提倡风雅”,遂“为一代山斗”的因果关系。有关苏轼“提倡风雅”的理论阐述,现有的资料很难考证,但从苏词的创作中,仍可以见出他对雅趣的追求和对俗艳的鄙弃,而他对柳永俗词的反拨,正缘于这样一种鄙俗祟雅的审美追求。黄昇《花庵词选》卷二记载:苏轼曾批评秦观:“不意别后,公却学柳七作词”,秦观答曰:“某虽不学,亦不至是”。东坡指出:“‘销魂当此际’,非柳七句法乎?”苏轼所作《与鲜于子骏书》云:“近却颇作小词,虽无柳七郎风味,亦自是一家。”“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,吹笛击鼓以为节,颇壮观也。”(《东坡续集》卷五)这两段资料值得注意的:一是苏轼有着对柳永词“从俗”的批判倾向。苏轼所指摘的秦观词句“销魂当此际”,此五字以下还应包括“香囊暗解,罗带轻分,漫赢得青楼薄悻名存。”这是典型的柳词风味,即用直露手法写男女艳情,情调柔媚而趋俗。苏轼不满弟子的正是这学柳的软媚之俗。二是苏轼在不满柳永俗词的同时,有意识与之抗衡。所作词超乎流俗“自成一家”,其豪旷清雄,可令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,吹笛击鼓以为节。而苏轼颇为自喜自负的,恰是自己的这种豪旷雅词与柳永俗词的对垒。

正是在与柳永俗词的对抗中,苏轼雅词的意义突出出来。首先,是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雅化,这是对柳永以词为词的反拨。“以诗为词”,最先出于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:“子瞻以诗为词,如教坊雷大使之舞,虽极天下之工,要非本色。”(《后山诗话》)本是对苏轼作词不恪守音律的微词,但它一语道破苏轼雅词之所在。“以诗为词”,就是把诗的题材、形象、意境、手法尽情挥洒入词,使词“诗化”,成为新的抒情诗体。苏轼的“以诗为词”,是在词的适度范围内的“诗化”,所创新的“诗化”词体,承续词的传统而又有别于词的传统,本质意义在于不为应歌言情,而为抒怀言志,以此来推尊词体(即词这种抒情诗体)、提高词格(即词的品质、格调)。柳永的媚俗言情,则是一种使词更加“词化”的创作。他着重于词的娱乐功能,充分发挥词的“俗”性,以致在柳氏词风盛行时,其它一些俗滥的东西也随之泛起。苏轼以词“言志”的雅化,就是用“以诗为词”来反拨柳永的以词为词,即在词的“本色”原质中注入新的异质,达到用诗之雅来改造词之俗的目的。其次,是苏轼对“高风绝尘”的文士雅格的高扬,这是对柳词俚俗文化的反拨。“高风绝尘”是苏轼于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中提出的命题,指超越世俗羁绊而方正亮直、挺然不群。这不仅是苏轼的艺术最高审美标准,也是他的一种高雅人格和高蹈情怀。这一命题,源于“魏晋风度”和陶潜的“静穆”,而更重要的,是经他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思想体系滋养,所造就出的自我文化个性。这一高雅绝俗的文化个性,深深渗浸到苏轼词的创作中。苏轼以词“言志”,其目的是对词的雅化,即向柳永等以倚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士大夫雅文化的新质,特别是注入东坡式的“高风绝尘”的豪旷、飘逸和清雄。具体而言,就是以词作为直接抒写心志的工具,不受拘限地表现自我的人格品行、学识才华、心性修养、胸襟抱负、闲情逸趣等,展示文人士子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人生,从而使词去俗从雅,纳入到士大夫雅的主流文化之中。

苏轼雅词对柳永俗词的这种反拨,是词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,有其内在必然性。从词体本身讲,传统婉约词先天就有着它以柔媚为美的弱质和娱乐性、大众化的俗质,而且二者相辅相成。自晚唐五代的温之花间派以来,词的世俗特质得到发展,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窠臼,即所谓“艳科”。到北宋前期,由于题材内容的狭窄及表达手法的雷同,词体在兴盛的同时也呈现出绮靡陈旧的衰态。这种实质性弊病,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中所指出的:“长短句虽至本朝而盛,然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。”如果没有文士“雅化”的变革,为词带来新鲜生气和活力,词就会流于气质低俗的市井化而一味艳俗、媚俗,而且将囿于这种“俗化”,衰竭在风月花草的狭小天地里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苏轼的豪旷雅词应势而起,别立一家。苏轼的“以诗为词”,就是用抒怀言志对“言情”词体进行改造,用豪旷清雄对婉媚词体以刚克柔,用高雅纯正对卑俗词体予以提升。不仅如此,苏轼对柳永的反拨,也表现在他的婉约雅词创作中。《东坡乐府》中,婉约词占苏轼词总数的十分之二、三,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。苏词姿态多样化,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放,也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旷;既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的凄哀,也有“似花还似非花”的幽婉。他在摇动天风海雨的同时,也缠绕柔风细雨,如《蝶恋花》“树上柳绵吹又少”一类的吟唱,“恐屯田缘情绮靡,未必能过”(王士祯《花草蒙拾》)。对此,前人多有评价,如贺裳《皱水轩词鉴》云:“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,然而《院溪沙·春闺》曰:‘彩索身轻常趁燕,红窗睡重不闻莺。’令十八女郎歌之,岂在‘晓风残月’之下?”苏轼的婉约词清丽舒徐,和婉中隐含刚毅,温丽中深藏凝重,无软媚之态,有清逸之气,是以文士之豪作闺阁之秀,故终归于传统的风雅气骨与宋世的风流情韵的和谐统一。它显然不同于柳永纤丽柔靡的婉约词,这不同正在雅与俗之辨。对于苏轼,无论是豪旷雅词,还是婉约雅词,都是集中体现了他反流俗的文学变革思想。苏轼雅词之于柳永俗词,是士大夫的正统意趣对市井艳情俗趣的反拨。正如六朝诗歌对《诗经》、乐府民歌的反拨,才产生了完美的唐诗艺术,也正如南唐词对《云谣集》、花间词的反拨,才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,有了苏词之“雅”对柳词之“俗”的反拨,才有了北宋后期词生机勃然的演进。

四、柳俗苏雅对峙的意义

在北宋词的雅俗对峙中,柳永与苏轼不仅分别构体开派,而且各自开启了词史的一个新时期,并衣被来者。正如王易《词曲史》指出的:“自有柳耆卿而词情始尽缠绵,自有苏子瞻而词气始极畅旺。柳词足以充词之质,苏词足以大词之流。非柳无以发儿女之情,非苏无以见名士之气。”⑥柳永的言情之俗与苏轼的言志之雅,一是充词之质,一是大词之流,就北宋词的变革而言,二人应该可以比并相看。只是柳永俗词的变革,受到他自身审美观念、审美价值取向的限制,它由贵族女性而为平民女性,由小令而为慢词,都仍然未能冲破婉约词的藩篱;而苏轼雅词的变革,则是由闺妇文学而为文士文学,是将词由音乐的附庸而为独立的抒情诗体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苏轼雅词的开拓之于柳永更具有别创性。但是,苏轼雅词的变革,虽然冲破词为艳科的藩篱,指出向上一路,却在他之后几成空谷足音,寥有晃补之等追步其踪,一直到南宋辛弃疾等,才以不可阻遏之势蔚然成派;而柳永的慢调俗词一出,竟一时天下风靡,“凡有井水饮处,即能歌柳词”(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),连苏门弟子秦观也直接承续其意脉,即使到词风几度变异的南宋后期,好之者亦终不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柳永俗词的开拓之于苏轼更具有影响力。

北宋中、后期词坛,沿柳、苏词的雅俗对峙而来。秦观的慢词融和传统令曲的含蓄笔法,变柳永一笔到底的发露为婉曲;贺铸吸取苏轼的揽诗入词,运化前人典事而寄托幽怨悲慨情怀,至周邦彦则折中于柳俗、苏雅之间,自然而然成为集大俗大雅的人物。

【摘 要】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。词体文学从中、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,至柳永与苏轼,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——雅与俗的对峙。这种对峙,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,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,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,显得尤为鲜明突出。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,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。
【注 释】
①沈松勤《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l月版,第295页.
②木斋《唐宋词流变》,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,第118页.
③吴惠娟《唐宋词审美观照》,学林出版社1999年8月版,第67页.
④叶嘉莹《论苏轼词》,《唐宋词名家论稿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,第97页.
⑤刘扬忠《唐宋词流派史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,第217页.
⑥王易《词曲史》,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,第155页.
【作者简介】范晓燕(1955-),女,湖南长沙人,深圳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。

《湖南大学学报》2003年11月第6期
离线风间浪

只看该作者 2 发表于: 2007-01-09
个人认为,柳苏不是对峙,更直接的来说,苏词只是为了求变,而从诗入词.

单就词来说,苏词是继承了柳词风格"雅".柳词表象俗而质却"雅"

王国维口中的"奶奶兰心惠性"那只是柳词的一个表象而已。不能以偏概全。

其实真正苏词的对峙,应该是辛词.苏词文气颇重,而辛词侠气最烈.
离线烟雨潇湘

只看该作者 3 发表于: 2007-01-09
婉约与豪放,学习了~~~
烟雨潇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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